【立場新聞訪問】路邊欄杆的死與生：香港與「好行城市」的距離
烽煙過後，街上的鐵欄不是繫著橙色膠鏈，便是空空如也。欄杆變了樣，人來人往依然。一個媽媽拖著小孩在缺欄的位置左右張望，確保安全，橫過馬路。沒有了鐵欄，帶孩子上學不必再繞路。
反修例運動中，鐵欄成為示威者築路障的材料。根據政府數據，2019 年 6 ⽉⾄ 2020 年 5 ⽉期間，全港有約 60 公⾥欄杆被拆除。不少欄杆其後補回，但亦有不少例外。以灣仔軒尼詩道、波斯富街交界為例，自去年 8 月示威者拆走欄杆後，便一直未有修補，大部分行人自然過路。
「以前這個位置必須走到駱克道，經過銅鑼灣廣場才可以過馬路。」「灣仔交通」成員 Clive 說。「我試過站在這裡計算紅燈時間，車輛停低超過 40 秒，為何行人不可以過？」
Clive 過往主要關心巴士路線重整，但去年反修例運動，打開了他對行人過路的想像。「我從小住在港島，經常在灣仔銅鑼灣出沒，以前也不以為意，但當示威者把欄杆拆了，行人在以前不能過路的位置過馬路，我先發現，為何以前從沒有想過？」
讓他「叮」一聲的，就是波斯富街及軒尼詩道交界。這個位置欄杆拆去多時，路政署仍未重置，Clive 和銅鑼灣區議員邱汶珊跟運輸署聯絡，希望可以將它改成過路處。他們提出這個建議已經將近一年，路政署給他們的回覆是「積極考慮」。
「他們（路政署）最近重置欄杆的速度很快，但沒有處理這個位，可能真的在考慮中。」訪問期間，邱汶珊跟 Clive 聊著。
然而第二天，路政署便打破二人幻想，多名工人築起工程欄杆，修補該處。邱汶珊著急要求運輸署回覆，職員表示有定案前得考慮行人安全，故先補上臨時欄杆。
欄杆之必要？
抗爭過後，有沒有需要補回被拆的欄杆？
事實上，欄杆非百無一用。在路窄車急的街道，或者路中心的電車上落客區，欄杆能夠做出人車分隔的效果，保障雙方安全。走在灣仔道和軒尼詩道，記者一直問 Clive，對於某些鐵欄有何意見，他就認為集成大廈對出灣仔道的欄杆必須留低：「這裡我怎樣也不會讓它拆走！…巴士轉彎有時都幾恐怖。」這段行人路窄，車流多，而且車速不慢，Clive 擔心如果沒有欄杆，行人會走出馬路，增加危險。
許多無關痛癢的欄杆，Clive 則會選擇妥協。路上大部分時間他都是說：「其實沒有必要，不過算了……」
也有說法認為，欄杆是議員放橫額的位置，拆欄變相是打擊區議會選舉大勝的民主派的手段。身為區議員，邱汶珊卻認為橫額不是最重要的宣傳品。她曾掛上一條六四橫額，不足 24 小時便被破壞。反而現在她跟街坊溝通，最有效方法都是在網上，或街坊直接去辦事處找她。
理想的「行人友善都市」應有的模樣？
Clive 認為，欄杆不是毫無用處，但也不是愈多愈好。拆欄與否，背後涉及城市的「可步行性」。
何謂「可步行城市」？美國城市規劃師 Jeff Speck 在其著作 Walkable City 中提出「可步行性一般定理 (The General Theory of Walkability)」，認為「可步行」需要達到四點──安全 (Safe)、有趣 (Interesting)、舒適 (Comfortable) 及有效 (Useful)。「安全」是指行人不必承受交通意外風險，「有趣」是行人可享受街道上的人文活動，「舒適」即是建築物不會阻礙行人活動，「有效」指人可以靠步行達至在城市流動。
丹麥城市規劃師 Jan Gehl 亦在其著作 Cities for People 表示，街道設計經常忽視行人，但步行同樣是一種交通，應與駕車看齊。他認為，舒適的步行空間不能有太多障礙和干擾，例如在十字路口豎立行人欄杆，就會逼使行人繞路，造成更大不便。
放眼世界，不乏城市規劃因注重「可步行性」而得益的例子。
2009 年，英國倫敦交通局和市政府於倫敦牛津街 (Oxford Street)、攝政街 (Regent Street) 交界進行街道改革，以解決每小時超過 43,000 人流和 2,000 輛汽車而造成的交通擁塞問題。該計劃將街道隔阻和欄杆清空，成功把行人路面積擴闊 69%，又增設行人過路處，讓「可步行性」大為提高，成為英國規劃的成功例子。
來自香港的倫敦運輸規劃師嚴卓衡認為，計劃得以成功，全因倫敦交通局以新的思考模式規劃街道：「他們問『我哋怎樣可以令到街道環境更理想？』，以前道路規劃很重視數據，會做很多 road safety audit 的審查，有安全隱患就加多個欄杆；新式的街道設計，是怎樣令街道變得『人性化』一點。」
嚴卓衡解釋，「街道設計」是新術語，從前規劃師只會講道路設計，但街道設計是另一回事— 「道路設計」較著重硬件配置和車輛流動；根據英國運輸部 2007 年推出的街道手冊 (Manual for Streets)，「街道設計」須更人性化，考慮各方使用者的需要。
倫敦政府在其文件 Healthy Street Explained 中，將倫敦街道「運輸功能」和「場所功能」(Movement and Place) 分為「九個街道類型」（上圖），幫助規劃師平衡運輸及街道使用者的需要。嚴卓衡解釋﹕「以牛津街為例，它是一條主要交通幹道，同時亦有好高場所功能，這個框架便告訴我們，規劃時需要平衡場所功能和運輸功能。這個概念可以讓我們看到甚麼街道須要改造，令它更以人為本。」
但拆走欄杆，不會令交通意外增加嗎？有趣的是，現實證明結果相反。倫敦交通局由 2011 年開始清拆倫敦 70 個交叉路口及過路處的欄杆，並於往後 3 年進行研究，結果顯示行人喪生或嚴重受傷的意外次數反而下降 56％，整體喪生或嚴重受傷意外次數下降 48%。
項目負責工程師 Sam Wright 指，意外減少的原因，是欄杆會令司機感覺行人有足夠保護，忽略直線視覺以外的事物。沒有欄杆，司機反而會因為怕行人突然過馬路而格外留神。此外，欄杆也會令在外圍步行的人須要花更多時間返回行人路，增加意外風險。
嚴卓衡續說﹕「拆欄只是第一步，真的要全面保護到大家，其實我們要做更多，包括交通舒緩、設立低速區。」根據倫敦交通局 2016－18 年數據，與車速相關的交通事故造成 131 人死亡，2,256 宗重傷。報告中顯示車速為造成交通意外的重要因素。1990 年至今，倫敦市內已有逾 400 個路段試行 20 英里（32 公里）低速區限制。2018 年，倫敦再推《零死亡願景計劃》，透過限制車速、建設安全步行街道、改革危險路口等措施，達至零死亡及重傷的長遠目標。
至於香港，嚴卓衡說：「香港運輸署和路政署的行人安全措施係做得非常之好，只係僅次於倫敦同瑞典。只是，為了汽車，它會犧牲行人的方便。」嚴卓衡說。「香港的行人安全，就是建基於車對你的 intimidation（威嚇）。」
行人路權的持久戰
其實香港也不是沒人關注城市的可步行性。南區區議員司馬文 11 年前已成立組織「創建香港」，提倡行人路權。「創建香港」的成功一役是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過路處。2004 年，運輸署因彌敦道／梳士巴利道路口超出負荷而將該行人過路處移除。多年來民間一直有聲音要求規劃署重新設置地面過路系統。2011 年，「創建香港」進行民意調查，結果顯示有 77％ 受訪者希望能於地面直接橫過梳士巴利道。2014 年 9 月，「創建香港」倡議多年的梳士巴利道過路處，終於重新開放。
成功爭取值得鼓舞，但這個倡議由提出到落實，經歷了 10 年。為甚麼呢？
司馬文說，要倡議，金錢首先是個難關。要求政府採納建議，須要數據支持。港府要求開發規劃必須的交通衝擊評估（TIA）對於小型組織來說實在無法負擔。
區議會同樣是障礙。司馬文說﹕「他們擔心影響交通，香港人非常支持車輛優先，而不是行人優先，即使事實上每個人都走路。很多情況下，區議會和立法會議員都支持車輛優先多於行人優先。」在一個以車輛為主的城市倡議行人友善，司馬文面對困難重重。
直到 2008 年左右，地產發展商新世界欲發展海濱及其物業，期間須要建設臨時交通設施。司馬文找到這個機會，讓發展商支付 TIA 的費用。評估結果證明該處能夠設立行人過路設施，終令這個計劃成功。
政府規劃深水埗可見成效？
司馬文的成功，或許亦與香港近年交通規劃轉向不無關係。2017 年運輸署推行《香港好．易行》計劃，開始倡議構建香港成為「易行城市」。計劃以深水埗為試點。為達致行人優先的目標，政府交通事務委員會分階段整合或移除交通標誌，包括行人欄杆、「停車等候會被檢控」及駕駛方向標誌等等，以騰出更多空間給行人使用。
司馬文認為《香港好．易行》並非沒有成效，但不足夠。「我看不到《香港好．易行》很有遠見，他們總是在研究微小的事，如何在這裡拆卸欄杆，在這裡增設減速丘…我認為這是一個問題。他們需要有遠見。」
重新想像深水埗，司馬文認為必須研究各方各面﹕未來的泊車位置、卸載貨物的地方、行人的空間…晚上，須要考慮噪音；白天，須要考慮交通擠塞。然後又考慮人們的流動方向，在哪裡停下來，人們怎麼走。「不能只為行人騰出更多空間，但不解決停車問題、停車場或設施。深水埗需要一個全面的計劃。」
「這是可以做到的。」
反修例運動中，深水埗不少街道都成衝突熱點，欄杆被拆成路障，以深水埗警署對出的荔枝角道尤為明顯。一如灣仔，路政署在部份欄杆被拆的位置，以膠鏈暫時頂替。然而曠日持久，有些膠鏈現已搖搖欲墜。
司馬文發現，膠鏈的完好程度反映行人使用道路的模式。行人透過自行將膠鏈斷開來決定過路的位置，然後其他行人因方便而跟隨，自然成為不成文的過路模式。司馬文認為，這正是一個重新思考 (rethink) 的好時機。「我們可以藉此研究行人過路行為，決定會否把欄杆放置或拆除。」
香港人要 rethink 決定要走的路
要政府 Rethink，似乎不是沒可能。就灣仔波斯富街過路處一事，記者向運輸署查詢，署方表示過路處初步設計已大致完成，計劃進行地區諮詢。待疫情過後，運輸署會再進行交通流量調查。
看來 Clive 與邱汶珊在灣仔苦苦跟進的交通改善工作未有白費。一次「成功爭取」後，邱汶珊期望運輸署能就著四周設置作更全面規劃，令當區變得更方便。
Clive 則希望通過今次倡議能為絕望的香港人帶來一點鼓勵：「爭取這個過路處只是一樁小事，未必與所有人有關，但希望這能夠給人一點曙光，相信社區依然有力量存在。」
香港社會環境嚴峻，國安法下人人自危，大部分目光專注於大政治。曾任警員的銅鑼灣區議員邱汶珊卻覺得，她至少在做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。Clive 則認為，每個人在社會上都有不同角色，「很多人覺得國安法來臨代表 Hong Kong is dying，甚至乎 Hong Kong is dead，但不代表我的生命會隨之而結束吧。其他事是否不重要呢？…我明白有些人擅長政治，可以引領一些東西，而我們在地區想社區問題比較在行，就繼續在這些位置貢獻。」
文／葉靄瑤